摘要：这样的做法忽视或违背了我国与西方国家一个根本的不同，这就是我国的土地是公有的（城市土地是国有的），而西方国家的土地基本上是私有的。 ...

再说自然科学，虽然和财富分配等问题无关，但自然科学的本质内涵，本身就具有为了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价值目标。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从体制入手，这样才能够真正按照政府提出的要求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国家的公民，有权利和义务来支持改革，督促政府推进改革。

过去转移支付的比重很高，中央的等级收入占了整个收入的近60%，但是中央预算支出不到全部预算支出的20%，由此可见，转移支付的部分很多，而且很不规范。本报已连续刊发吴敬琏教授此次讲座的前两部分内容，今天刊出最后一部分。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百益而无一弊的做法，能够帮助国企改革上一个大台阶。所以计划经济以来继承了一个传统，即城市由政府主导。执行改革的时候，能够以权谋私的利益相关者一定会对改革设置障碍，阻挠市场化、民主化的推进，所以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定要有极大的勇气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如果民间机构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对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已经确定，填补缺口的最大一笔资金的来源是国有资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GDP是综合衡量一国特定时间市场经济活动增加值总量的基本指标，人均GDP是衡量一国发展阶段水平的单个最重要指标之一。

计划经济时期一些重大失误，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初粮食危机，都与统计数据严重扭曲存在关联。是否说明，国外非常在意中国经济统计真实性？卢锋：长期以来，不管是国外媒体与机构，还是国内学界与民众，对中国数据统计真实性都很关注。当然，对克强指数的积极意义也需客观理性对待，不必过于夸大。由于克强指数涵盖指标比常规宏观指标如GDP等较为简单，因而通常情况下也应统计误差较小。

这类观点在国内外媒体上有时比较流行，但是并非符合现实。从不同角度评估官方宏观数据准确性，更好判断经济走势具体情况，有助于提高宏调政策和改革决策的质量和准确性。

新京报：先行指标是什么意思？卢锋：宏观经济运行在景气变动上通常表现出某种周期性，多数经济变量变动与经济景气周期变化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国家领导人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工作千头万绪，管理好经济是其重要的基本工作任务之一。由于较好把握和预测宏观经济短期走势，无论在政策和商业上都有认识价值，因而建构与实际经济运行规律相一致的先行指标体系，是宏观经济预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过于绝对化判断，可能都难以成立。

克强指数作为上述三项指标的某种平均值，提供了观察工业生产、能源消耗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组定量观察指标，对推测经济运行态势具有某种先行指标含义。后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这三项指标构造一个指数，并画出这个指数的时间序列曲线，并冠名为克强指数。新京报：舆论认为，克强指数能够精确反映经济现状，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指标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还体现在具体数据的易于核实上。从有关报道看，李克强2007年在辽宁省委书记任上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时说，他会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

如图所示，在2008年末至2009年初，中国的总用电量与铁路货运总量曾出现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如官方数据中所显现的那样风平浪静。从图形看克强指数确实比GDP波幅要大得多。

至于数据失真，大体存在统计误差和有意扭曲两方面原因。其实即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类统计误差。

真正的挑战来自体制转型历史过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特殊困难，在于改革疲劳症可能导致深层体制问题凝固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成长能够达到的历史高度。这是一种很正常并有合理性现象。克强指数积极意义的前提背景，并非在于中国GDP增长率数据完全不可信，而在于对总量指标可能误差提供一种辅助评估指标。这种方法与习惯，显然折射出他曾在北大以及担任领导工作时期研究经济学所积累的专业知识与学养。不管是克强指数还是GDP，都各有其认识意义，也有其局限性。2009年，中国各个地方统计的GDP数据相加的总和居然比国家统计的全国GDP数据高出3640亿美元。

有意扭曲则与激励机制派生的行为方式有关。宏观周期波动中，工业生产及其紧密相关指标一般波动较大，发电量与货运量波幅较大不过是这个常识性规律的体现。

卢锋：伴随中国开放型大国经济多年成长，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包括工业利润指标预测早已形成一个相对专业并有数以百计职业经济学界从业人员的专门行业。也就是说，在没有更多信息之前，克强指数与GDP虽波幅差别很大，然而二者完全可能同时真实，因而可相互兼容。

给定克强指数定义构成以及我国经济不同指标周期波动特点，克强指数比总量指标波动较大其实很正常。上述三个指标构成指数更切合中国经济特征的具体含义如何，则是有待具体厘清与探讨的问题。

新京报：《经济学人》杂志特别列出一张曲线图，以截至2010年以前十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发现趋势上总体一致，但前者波动幅度比后者剧烈得多。克强指数有助于我们推测新领导人未来施政风格。如果电力、货运也被赋予政绩考核指标含义，可能也会出现官员扭曲数据方面问题。另一方面，这件事也说明《经济学人》这个英国老牌杂志的高度职业敏感和老道技巧，善于从大国领导人只言片语言、谈资素材中，发现和发挥既有认识意义也有媒体价值的话题

从表面上看，巴西通胀率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供需不平衡造成的。巴西近年来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高位。

从深层次看，通胀率高企还与巴西经济结构不合理相关。近两年，巴西东北部干旱及南部大雨，极大地影响了农产品的收成，供给减少直接导致国内食品价格普遍、快速上涨。

不过，巴西经济的真正出路还是在于经济结构改革，唯此方能增加竞争力，并吸引更多的投资，给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和委靡不振的经济，巴西政府一直避免使用过度强硬的措施，如提高利率等手段进行调节，其原因在于担心削弱市场信心。

此次加息，意味着巴西的货币政策进入无复苏紧缩阶段。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政策和战略总监何塞·奥古斯托认为，提高利率对巴西整体经济的发展利大于弊，是必要的，但制造业获得的投资可能因此减少，成为受害者。目前，巴西经济事实上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加糟糕的局面，即很多国家担心的滞胀：一方面通胀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经济低速增长。现阶段政府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已进入瓶颈期。

鉴于高通胀势头难以遏制，巴西央行不久前宣布结束过去19个月的降息周期，将银行间基准利率从7.25%提高到7.50%。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人手致巴西工人工资不断上涨，国内消费能力也随之水涨船高。

一段时间以来，巴西政府一直通过拉动消费来提振经济，此举一方面显著改善了劳动力市场，使失业率不断下降。巴西民众调侃称，现在富人比阔，都要比谁吃的西红柿多。

高盛经济学家阿尔贝托认为，此次加息有助于巴西央行重新锚定通胀预期。以西红柿为例，其价格在过去12个月里上涨了122.13%。